| yanglumeng888 发表于 2013-2-5 12:43 只看TA 22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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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在于国力的对比，蜀国丢失荆州之后实际上等于是以一隅而抗全国，这样已经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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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ajia8202j 发表于 2013-2-10 22:32 只看TA 23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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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之路-闲谈大国崛起（转帖） 我向来自认：自己属于那种“不太现实”的人。什么意思呢？“太不现实”了，成天眼望九宵之外，如果天上不掉馅饼就得活活饿死；“太现实”了，容易只见到眼前，让这一生变得索然无味——故而取其中者。修身如此，自然在看待其他事物时也总免不了会习惯抱以同样的态度……引 子 公元前十一世纪中期，商王朝的元首帝辛为博取美人欢心，仿夏桀设酒池肉林还搞出了北里之舞、靡靡之音，并因此最终在周人的军队到来之前在鹿台自焚。而与此同时，哥伦布的祖先们正在阿尔塔米拉岩洞里画野牛，偶尔还抡着简陋的大棒子去狂扁他们的尼德安人表兄—— 毫无疑问，农耕时代的中华帝国曾一度把现存于世的其他文明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完全担当得起“深不可测”这个词，正是中华文化以及建立在它之上的超稳定的社会资源组织体系，成就了古代中国的富强，使我们的文明可以延续至今。而也同样是由于这一超稳定的体系，使得近代的中国曾一度积重难返，败了个一塌糊涂。 文化、社会体制对国势的推动作用与国势本身，这两者的关系可以用中学物理中加速度与速度的关系来加以类比，而这个“加速度”在中国何时由正变负，在这里笔者不敢妄言，这自有史学家去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16世纪欧洲地理大发现往后——也就是在中国的明清时代，这个“加速度”应当已经是负数了。到17世纪时，阉祸、党争、内乱、外敌正大口得吞噬着大明王朝的国运；在同一时间段的欧洲，地理大发现已经在一百多年里初步造就了全球范围流动的物流经济模式，同时在这百余年里，资产阶级正在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英国作为“实验室”，展开一系列向现代化转型的试验——当然，其中也包括砍下查理一世的脑袋——试图为这个庞大的物质流动链创造一个与之匹配的同样复杂的社会组织模式。中国就这样懵懵懂懂、不知不觉的撞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至近代，不但“加速度”，连“速度”也开始变成负数，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国一次比一次败的惨，到了1937年已经走到行将亡国灭种的地步——那时全世界恐怕也没几个人会想到，仅仅在16年之后，这个贫弱的亚洲国家会把世界头号强国从鸭绿江一直轰到“三八线”，并最终迫使对方与自己在板门店平起平坐签订停战协定。 迄今为止，现代国际政治格局最大的一次“洗牌”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在击败拿破仑之后，以英国为主导的殖民地体系经济已经在结构上趋于稳定——至19世纪中后期，地球上80％的土地被作为殖民地在既有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业已完成了分配，而德国、奥匈帝国恰在此时崛起，他们在经济体系或者说是前面提到的与物流相匹配的社会组织体系上并未有创新，仍是延续了英国的殖民地模式，这就注定这些新兴国家与旧有国际架构的正面碰撞是无法避免的，最终，这种冲突在1914年演变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像教科书里所写的那样，最终，在1918年，德、奥、意对既有国际架构的那次挑战以失败告终——新兴国家的崛起往往要仰仗其对体系的创新而非追赶。但是，一战确实使旧的体系发生了“垮塌”，而当时欧洲列强并未从那场浩劫中汲取教训，1919年的巴黎和会在现在看来简直就是一场闹剧——中国捧着标有“战胜国”的空碗，再一次遭到列强的盘剥和羞辱。西欧国家对世界的看法对比上一世纪没有丝毫的进步，从那时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几乎注定要发生了。 也正是在二战中，旧有的国际格局被彻底的击碎，随之终结的还有旧的国际经济模式——殖民地，在战后不长的时间里，随着世界各处尘埃落定，一个新的国际大格局被最终确立了起来。 从这个角度去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个国家的事实上的胜败不能仅仅去看它分属哪个阵营：德、意、日轴心国在战场上彻底失败了，他们的国家工业体系也遭到彻底的破坏，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战后受到了新的国际关系结构的约束，本土有战胜国驻军，而像德国，连国土也被一分为二，国家的政治、外交、国防、经济都受限制，说他们失败是很好理解的。而英、法两国，在战争中最终没有被德国所吞并，国家主权得到了基本的保障，但是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原来以欧洲为中心，围绕殖民地的利益分配体系被美国、苏联所各自主导的新的格局所取代，而无论是靠向美国的西欧国家还是靠向苏联的东欧国家，在新的格局中都仅仅是居于从属位置，过去由英、法所控制的中东、印支等地区全部成为了美、苏的势力范围，从这层考虑来说，说英、法是战胜国是比较勉强的，至少，没法把它们和美、苏这样的战胜国归在一类。 以此来推而广之，按道理说中国也绝不可能是“战胜国”，而且要比英、法两国更惨，可能还会面临1919年时的处境——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在经济、国防和国际政治上都倚赖于美国，以中国海关来说，“中国”二字不过是表示一个地理意义而已，实际控制权掌握在美国人手中——那时中国地区基本可以视作是的美国势力范围了；而东北地区当时则由苏军占领。德国战败后，最初苏联政府借故迟迟按兵不动，而在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日军行将崩溃时，苏联政府又在与国民政府尚未最后敲定政治协议的情况下匆匆出兵东北，其中深意无需多言——出于苏联一贯的“环俄罗斯防御地带”的构想，以及对旅顺、大连不冻港的需求，中国东北地区甚至新疆地区都很有可能会被划入苏联的影响范围，中国的领土主权则可能面临像德国及朝鲜那样出现被人为割裂的困局，也就是说，在新的国际格局中，中国的地位和1937年之前相比不会有太多的改善，仅仅是解决了起码的民族生存问题。 然而最终的结果则出乎美、苏意料之外，中国共产党竟只依靠“小米加步枪”迅速地取得了全国政权，美苏既定的战略部属都因为一个新棋手的加入而被打乱。美国的影响力退出了中国大陆地区，之后新中国又从苏联手中接管了旅顺、大连等地的全部主权（后来苏联支持北朝鲜武力统一半岛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胜则可以借此在朝鲜半岛重新获得新得不冻港口，败则有借口恢复在东北的军事存在），进而解放了XZ和新疆地区——中国大陆地区至此完全成为了中国人自己的“势力范围”（由此而论，我的理解是：正是解放战争，真正确立了中国在二战后新格局中的战胜国地位。8年抗战加3年解放战争，中国的胜利果实不是战争期间赢得了多少财富——相反，十几年的战争极大的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基础，付出了以千万记的生命。中国最大的胜利在于赢得了完全的独立自主，这就为日后的发展搭建了一个最大化的活动空间）。我们的话题，便由此开始。 .博客, 大国崛起 相关帖子博扬 ： 大国之路博扬 ： 大国之路（续）人民日报：大国之怒还在后头！大国之崛起从何谈起“深海杀手”——大国的象征超牛的某大国前辈统计出45种会导致亡国的情况，不知道美国属于哪一种李敖论中华之崛起李敖论中华之崛起2美国如此忽悠中国：若钓鱼岛开战，中国大国形象将毁于一旦查看更多>> 王伟大国之路博扬 大国大国之路 博扬博扬 论坛 经济 金融博扬 大国之路 分享到: QQ空间 腾讯微博 腾讯朋友 . 转播0 淘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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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战期间，凭借强大的制造业，欧洲各国的黄金通过贸易顺差迅速的向美国聚集，而黄金起码在当时还是一国金融体系的信用支点。至一战之后——确切的说是1924年至1928年之间，由于战争严重的透支了国力，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手中剩余的黄金已无力再继续之前的金币本位制度，为防止黄金流失，黄金在贸易中的流通事实上已经被禁止，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转而实行金块本位制度，以黄金储备为信用保障，在流通中以纸币取代金币；而在战后经济实力更为贫弱的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30余个国家则开始实行金汇兑本位制，在国内流通中同样以纸币取代金属货币，以金本位制国家为依附对象，将本国货币与该国货币保持固定比价以此作为信用保障，并在该国金融中心储备黄金及外汇，作为外汇基金用于国际支付。 无论是金块本位制还是金汇兑本位制，在当时都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货币制度：黄金退出流通领域，使得它无法再起到自发调节货币流通的作用，对此市场在那时很难适应。而这两种货币制度都限定了纸币兑换黄金的最低数额，或是需要先兑换外币方可间接兑换黄金，这进一步的削弱了货币的稳定性，而金汇兑制国家将本国货币依附于美元、英镑或是法国法郎之上，这就使得发生在几个金本位制国家的任何一点危机都会迅速的扩散开来。换句话说，当时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列强对金融体系的掌控能力下降了，而当时美国仍然在流通领域使用金币，至此，美欧之间在金融力量上出现了第一轮此消彼涨，并且最终这一消涨通过巴黎和会在国际政治上得以体现。 美国：金融霸权与双赤字经济 2 欧洲金融力量的下降很快反映到了实物经济上，正是由于金块本位制度与金汇兑本位制两种货币制度的不稳定，在1929年经济危机袭来之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货币体系很快便完全崩溃：1929年10月，纽约证交所发生危机，由于股价暴跌，导致原材料价格暴跌，以出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为主的南美国家及澳大利亚等国遭受重创，最终不得不宣布放弃金本位制；31年初，金融危机使奥地利信用银行倒闭，进而影响到德国，至31年7月，德、奥两国的金融危机波及至英国，由法国带头各国纷纷向英国兑换黄金，至9月英国被迫放弃金块本位制，依附于英镑的各国也被迫相继放弃了金汇兑本位制。33年3月起，美国在罗斯福总统的“百日新政”下，通过政府的强力干预，以大量的货币供给和投放来“创造”有效需求，开始走出阴影，至1939年彻底摆脱了经济危机；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除了纳粹党集权下的德国之外，从肌肉到大脑都已僵化的西欧各国都仍还处于一片萧瑟之中——而这，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人类史上的超级浩劫的爆发提供了最为基础的背景以及理由。而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金融角度说则意味者欧美之间力量的又一次“此消彼涨”，最后质变的标志性产物，就是战后由美国人主导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至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建立及其所意味着什么，在《再续大国之略》中已经提过，这里就不再加赘述。 从金融霸权的角度看，两次世界大战，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个铸币权从英国逐步向美国转移的过程，至“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国完全接手了国际贸易的铸币权，美元成为各国主要储备资产，这则最终成就了战后美国在资本主义阵营中政治、经济、军事的核心地位。而隐患也随之埋下——美元具有了国际货币和国内货币的双重身份，而且在国际上不受任何约束，从资本主义的逐利性上讲这个地位最终不被滥用是不可能；其次各国货币都钉住美元，保持固定比价，美国金融出现的任何问题都会迅速波及到其它各国；此外，在1943年至1944年美英两国关于战后货币体系的谈判中，为了尽早终结英国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美方对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的浮动汇率作了极为严格的限制，以次来放大英国在金融上的不利因素，这一点在日后使各国无法通过汇率调整来调节国际收支，这就降低了这些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冗余度。 美国：金融霸权与双赤字经济 3 而上世纪60－70年代的越南战争则使得上述缺陷最终演化成了实实在在的危机：为了“限制共产主义的扩张”，自1950起美国就开始插手中南半岛事务，1950年至1954年的越法战争中，美国负担了法军战争开支的3/4，共计25亿美元，法军战败之后，1954年9月美国又与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七国签署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将南越、老挝与柬埔寨纳入到条约保护国。同时，美国自1950年起便开始扶持南越的吴庭艳，1955年之后先是通过南越政权打所谓的代理人战争，1961年5月后美军开始小范围的直接介入到对北越的军事行动中，1964年8月，美国借口“北部湾事件”开始对北越进行轰炸美军开始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 有些时候，当我们为了一件事情逐次投入越来越大的成本而又不见收益时，一些人很可能就会非理性的继续追加投入，因为他们认为只要再坚持一下一切就会向有利于己的方向去发展，而此时他们往往会互视“性价比”的问题。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中或许正是基于如此的一种心理状态，美军在越南投入的兵力在1969年曾一度高达54万，外加其他仆从国7万余人，其陆军力量的70％，战术空军的60％，海军的40％都被部署到了这块弹丸之地。战争期间各项开支共计3500亿美元，人员伤亡30余万。 美国：金融霸权与双赤字经济 4 如前文所述，美元具有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各国都必须储备美元，美国凭借这一条可以在国际贸易中单纯依靠印制平均成本4.7美分一张的美元来获取实物贸易之外的额外利益，而一旦这一行为超过一定限度，那么就意味美国的国家信用被过度透支，其结果便是金融危机——早在1960年，由于之前朝鲜战争中美国超额印制美元，使得西欧各国手中的美元从“不足”变成了“泛滥”，削弱了人们对美元的信心，最终在10月份，中东原油价格暴涨引爆了美元信用危机使之演变成了伦敦交易所中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狂潮，直至1962年，美国通过联合英、法、意、荷、比、日、西德与瑞士（美元是美国的，但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的问题是所有国家的问题）建立“黄金总库”才初步恢复了美元的信心。而为了应对在东南亚的庞大开支，美国又一再的超额发行美元，而这一次要比1960年严重的多，当时美国短期债务为210亿美元，黄金储备为178亿美元，而到1971年美国短期债务高达510亿美元，而黄金储备则降至102亿美元，加之第一次美元危机在人们心中的阴影，1968年与1971年先后出现两次规模更大的美元抛售的狂潮。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政府不得不蛮横的宣布“暂时中止美元与黄金或其他储备资产之兑换，除非要求兑换的数量核条件符合货币稳定和美国的最高利益”，同时宣布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增收10％的附加税——而一旦美元不能兑换黄金则意味着美国国家信用支点的垮塌。而1972年6月与1973年2月又连续出现两次抛售美元的狂潮，只是抢购的对象变成了德国马克和日元，西方各国被迫放弃固定汇率，至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事实上已经完全崩溃，各国储备货币开始多样化，美国独占的铸币权开始向德、日等国分散。 除此之外，美国地缘战略的重心本来应该在欧洲以及富产石油的中东， 60－70年代美国却将军事重心置于东南亚，大量的战略资源被牵制在了这里，而美国金融状况恶化使得这个问题变得越发的严重，反映到当时冷战的大背景之下，这就最终促成了当时美国的战略收缩及苏联的全球扩张，同时也让中东的欧佩克组织得以进一步扩大影响力，这就进一步的抬高了油价，反过来加剧了美元的困境，使得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雪上加霜……在这一恶性循环（或者用教科书里的叫法——经济滞涨）的连续打击下，整个美国的国民心态都处在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失落之中。 美国：金融霸权与双赤字经济 5 这一恶性循环最终于1981年开始走向终结，新上台的里根政府开始实施新的财政政策——大幅提高银行利率和国债利率，同时降低商业活动中的税负。这一政策吸引了大量国外资本流入美国去购买美国资产和国债；而与此同时，美苏冷战在经历了一段僵持之后，以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为标志，美国在战略上开始了从收缩进入反击，一时间全球战云密布，而美国相对安全的地缘环境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样，又一次成为吸引海外资本的本钱。一里一外两层驱动力使得美国自1983年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净资本流入国，那段时期每年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都有数千亿到万亿美元。 以大量国外资金为保障，美国开始引导国民超前消费，美国国民人均消费额达到其储蓄额的1.5倍，储蓄率从战后占GDP40％降至1％不到；同时美国政府自己也开始大量地“制造”赤字，在军事科研和军工生产中投入大笔的资金，这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财政、贸易双赤字经济，说白了就是政府、民间一块借债消费。一个拥有两亿人口和旺盛消费能力的庞大市场就此形成——以消费能力论，它相当于两个半日本或近四个西德。 而各国对美元如同毒品一般的依赖就此形成：上世纪80年代往后，西欧国家和日本等国由于人口少，国内市场与其制造业规模相比显得非常狭小，在各国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他们的国内市场饱和线很容易的就达到了，美国市场旺盛的需求就成为了拉动各个制造业国家经济最重要的发动机，各国通过贸易顺差都积累了大量的美元，而为了保障这台“发动机”的正常运行，为了让美国人有钱继续消费，就得不断把储备的美元再投回到美国购买美国债券。这就形成了现在的一个按常理看来非常奇特的现象：一面是，在制造业领域一败再败、早已“债台高筑”的美国还在通过贸易逆差肆无忌惮的借债，时不时还通过汇率、利率的变化来赖掉部分债务，而另一面，作为“债主”的各制造业大国却无比依赖美国，小心翼翼地观望着美国的汇市和股市——美国经济一感冒, 全球就得跟着打喷嚏。而至此，在电视上的美国政府为何能在各种外交场合趾高气昂、牛气冲天也就不难理解了。 中国：世界工厂与奇异的中美经济共生体 1 1949年至1979年，共和国建立的头30年间，历史赋予新中国政府和人民最核心的任务只有一个——维护中国刚刚得来的独立自主的地位，无论这期间出现了多少问题，犯了多少错误，但这一核心任务始终都被很好的完成了。因此，这30年的历史首先需要记住的，是可以彪炳千载的功绩。 具体的说：首先是抗美援朝，赢得朝鲜战争在地缘上保障了东北地区的安全，更重要的是在此后从心理上断绝了超级大国与中国之间交战的决心，同时恢复了当时海外华人对祖国的信心——许多华人能在物质条件反差巨大的情况下回到中国，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民族自信心；第二件事是以“两弹一星”为标志，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国防工业体系，为在封闭的国际环境下保持国家独立自足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三件事则是中美关系的改善，从1971年4月乒乓外交到9月尼克松访华再到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中美之间逐步的完成了一次微妙的战略接近，这使得中国在当时的国际政治舞台上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活动空间。 需要注意到的是，这30年间，中国政府的操作主要还都集中于政治和国防层面，而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最为基础的一点则是：政治仅仅是建立在经济这一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政治层面的安定最终有赖于经济层面，这一点恰恰是不能长期违背的。 中国：世界工厂与奇异的中美经济共生体 2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后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的这段时期，从金融角度看，南京国民政府由四大家族所把持的金融体系通过滥发法币，对社会财富进行疯狂掠夺——即使拿“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来解释也说不通，一是这种行为已经远远超过了当时所属时代的正义性所能接收的底限，二是这些“集中”起来的财富并非用于“更大规模的生产”，而是单纯的用来支付少数人的消费——最多是发展了欧美国家的生产而已。仅从这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消亡就已经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了，不亡那是没有天理——历史是最为民主的，人民或是通过手（靠投票）或是通过脚（在斗争中加入一个阵营）总能“选举”出可以胜任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力量（话到这里，之前一些读者曾向我问到的一个问题在此处也可以有个答案了：站在历史的高度去俯视，历史总会向特定的时期赋予特定的使命，每一个历史的参与者都有其特定的角色或说是位置，这一“角色”演的好与不好是居于现在的我们判断其是非功过的唯一标准——今后对我们的后人而言评价今天的我们也依然如此，脱离这个标准去争论谁、谁的好与不好，不客气的说都无异于刻舟求剑一般）。 书归正题，再回到新中国的头三十年中来看，坦率的说，无论从“市场”说还是从“计划”说，我们的经济建设都很难说是成功的。就“独立自主”而言，长远讲它的基础或者说支撑点都只能是经济，而且“独立自如”如前所言是为国家发展搭建了一个最大化的活动空间，而要把这个空间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的到的利益，归根到底也还是还要落实到经济上来。自1979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客观需求而言，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了，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成为了全国的一个共识。 中国：世界工厂与奇异的中美经济共生体 3 最初，中国与外界的联系，由于历史背景的限制，绝大多数时间都集中与官方的政治、外交层次，更差一些的时候则是在战场上，经济层面的、民间的联系实际是非常有限的，否则当时也不会有“不准围观外宾”这种现在想想都觉得邪门的规定。经济、民间的对外联系大幅增多是1979年之后的事情。从那时至今，从对外联系角度说，中国经济粗略的说已经走完了三个阶段——1979年到大约1993年、1994年：这一阶段的引进外资和进出口贸易量上基本上一直是在大幅增长的，但总体上那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是以内需拉动为主。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的国内消费市场供应在一些领域第一次由不足变成了过剩，1992年中国经济开始“过热”，中国政府第一次面临正经八百的“潜在经济危机”的考验，而作为实现经济“软着陆”的策略，当时的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举措：首先是人民币大幅贬值，对美元官方汇率从最初的2:1一路贬到8.7:1——不过当时海外媒体对中国的兴趣更多的是集中在“民主”“人权”这些话题上，屈指可数的关于这一汇率变化的报道也是基于意识形态认为这预示着“红色中国政权的统治危机”即将到来（很多时候，在这些问题上脑子转不过弯来的恰恰是那些居于“开放国度”的人们而非我们中国人）；其次是出台出口退税等政策。这一系列的措施把国内相对过剩的生产能力引入到了国际市场，中国经济开始转向出口导向型。而从时间上说，前文中已经交代过，自上实际8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恰恰正在经历战后的又一轮全球化浪潮，“虚拟经济”逐步开始取代实物经济，物质生产开始向成本更低的第三世界国家转移。 把中国放到“第三世界国家堆”里，很多优点立刻就会显现出来：其一，中国人勤奋、刻苦的传统文化观念在经济领域和非洲、拉美、南亚及东南亚相比要更为积极向上（这也是其他东亚国家在文化上的优势，例如日、韩），而且人口总体素质要高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1991年印度开始经济改革时全国一半的国民既不能读也不会写）；其二，中国国内环境，以及周边环境都处在非常稳定的状态——这其中在南疆自卫还击战消除了一个最大的“显性”（相对“潜在”而言）的干扰因素，对安定外部环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其三，1979年时中国经济的起点固然很低，但同时之前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状态不经意间也使得后面中国的发展避免了像其他国家那样，因债务问题而受国内外多方各种势力的掣肘。 正是凭借这些优势，自93、94年起中国的出口额开始大幅增长，除1998年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的缘故仅增长0.7％，最近几年中国的出口增长额都在20％、30％，这其中，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大体上各占一半。从世界范围上看，就是各类产业开始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逐次的，迅速向中国集中。 中国：世界工厂与奇异的中美经济共生体 4 而随着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迅速壮大，中国政府手中可支配的资源也开始多了起来。对这里的读者而言，印象最深刻的恐怕就是中国国防建设“井喷”似的发展，从“神盾”到歼－10令人目不暇接——要知道，90年代初某市造一座立交桥就花光了3年的财政预算。而从产业体系上看，则是中国基础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完善：03、04、05三年农村道路投资相当于建国后53年的总合，上世纪末一个三峡工程就曾牵动全国，而现在每年都会有多个三峡级别的大型工程上马……。这些最初是缓解经济过热拉动内需的措施，而现在这又为制造业向中国集中提供了又一个优势，中国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是印度、东南亚国家所无法比拟，这所带来的综合成本的优势是仅靠人力成本所没办法抵消的——现在，某些低级别的产业，比如服装，比如玩具已经开始转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越南等地去了，但也仅仅能到这一步，再复杂的层次就很难转移了，否则综合成本就要提高。那段时期某些海外媒体曾经借此以“资金外逃”又预言了一次“中国崩溃”，纠其心态，实际还是和93、94年时一样，与其说是“预测”还不如说是他们基于意识形态的一种“愿望”。 这期间最重要的事件发生在2001年11月，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如何评价呢？给笔者的感觉这件事可以用战后格局的形成来加以类比：二战中苏联损失人口2700多万，多年建设的城市、工厂都化作了一片瓦砾，直至苏联解体前夕，战争对人口比例所造成的影响仍然存在，但苏联是当之无愧的战胜国，胜在他可以把英、法等国挤到一边，单独和美国划分势力范围，胜在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取得了第一层次的位置。中国加入了WTO同样是胜在体系，中国至此完全融到了世界贸易的体系中来，有这一条，战略上就是胜利了，战术上的问题相比就不是特别重要。由于前面所说的优势，当中国的出口贸易障碍大大减少后，世界制造业由低到高逐层次向中国聚集在理论上就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了。 中国：世界工厂与奇异的中美经济共生体 5 由此开始，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开始发生了质的改变。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凭借美元本位制的世界货币体系和国内市场的旺盛消费能力，始于里根政府的双赤字经济迅速的作大，1981年之后，美国贸易经常项就再也没出现过顺差，国内资本大多投入到了各类金融“产品”之中——资本家的目标在于利润而不是生产本身，如果仅仅炒作钞票就可以获取利润，那么实物制造这道费时费力的“工序”自然是应该被省略掉的。于是，大量的资金都被投入到了证券和房地产市场等金融衍生品的炒作中——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其下属的金融子公司原本的业务内容是进行汽车贷款业务，但就是这么个资本和人员只占全公司3％的小单位，由于参与了证券市场业务，所创造的利润居然能占到通用公司的30％，以致公司的许多高层领导都在琢磨“我们是否还应该继续造汽车”？ “虚拟经济”的发展使得财富集中到了少数金融利益集团手中，而相应的，必然要造成美国国内制造业长期处于萎缩状态——工薪阶层20多年来没有过加薪，大量制造业领域从业者失业（所以，发达国家中反对全球化的群体主要就来自这部分人），美国政府和国会现在动不动就在所谓“倾销”和知识产权问题上指责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除了增加利益博弈中的筹码，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为了应对和转移这一群体的不满情绪——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才维持了美国多数国民的生活水平。 总之，美国经济已经走到了“生产”金融产品与发展中国家交换实物商品的“虚拟资本主义”阶段，而此时由于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聚集，中国就成了美国最大的利益直接来源国——美国超市货架上80％的商品标明“Made in China”，西欧和日本的情况同样如此。就这样，从2001年之后到现在，基本上可以说中、美在经济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共生体”，这并非出于什么人的主观意愿（事实反倒是两国中都有很多人更愿意向相反的方向去发展）而是一条无法逆转的历史轨道。 从“中美战略对话”说中美战略性接近 1 以1949年建国为起始，中美关系已经经历了3个阶段。最初就是纯粹的对抗，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就是这个阶段最明显的标志；而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昔日的“老大哥”在中国的北方陈兵百万，而与此同时，如前文所说西方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正在被美国人自己所瓦解，冷战格局恰处于“苏进美退”的态势，中美首次在国家利益上出现了“交集”，而在1971年，深深陷进越战泥潭的尼克松政府正面临着美元的第三次抛售狂潮处于内外交困的状态，毛泽东非常敏锐的抓住了这个最佳的时机，使得美国总统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对一个未建交的国家进行了那次近乎于“朝拜”的访问，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中美之间理论上所存在的共同利益逐渐的反映到了现实政治中来，中、美政府之间开始接近，美国得以“体面”的撤离越南，中国的国际环境也开始大幅的改善，和西方阵营的关系开始缓和。 到1979年元月中美正式建交，这一战略转变算是基本完成，中国与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进入到了一个稳定、共赢的阶段，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说，这个阶段的共同利益主要在于地缘安全，就经济而言西方国家当时主要还是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潜在的大市场，除此之外并没有过多的考虑和研究。这种稳定状态维持了大约十年的时间，至1989年开始走向终结——这并非因为谁作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只是随着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作为当时中美形成战略上的默契的基础不复存在了。至此，中美关系开始进入到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这主要是美方对中国的战略定位的混乱不清，美国主动扬弃了对华的保持战略默契的外交政策，转而将中国作为“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要一鼓作气将其“拿下”——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 从“中美战略对话”说中美战略性接近 2 这之后，克林顿时期提出过“战略伙伴”说，后来布什就任伊始又提出了“战略竞争对手”说……但就总的趋势来讲，那段时期中美关系是在向恶化的方向走，中国的外部环境要比1989年之前差很多，而其责任主要在美方——宣扬中国威胁论、支持中国分裂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科索沃战争期间轰炸中国使馆……到了布什政府上台初期，中美关系已经走到了“谷底”。 中美关系的“触底反弹”按照通常的说法是始于911事件之后，但就笔者看来911事件只能作为一个时间上的标志点而已，事实上中、美在所谓的“反恐战争”中并没有太多的利益“交集”，相反，美国对我国新疆分裂势力的袒护将中美之间仅有的一点潜在的利益“交集”也压缩掉了，同时美国对中亚地区的渗透还对中国西部的地缘安全和能源安全都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显然，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不在地缘，当然更不可能来自于意识形态，那么答案就只能从经济领域来找。中美关系回暖并不是因为什么“反恐战争”，但其引子的确是911事件：上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美国政府对中国经济的认识最初还是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只是一个潜在的消费市场。而1981年之后，美国GDP中的大部分来自于消费，实物产品出口并不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经济上说，按照这个思路看中美还真找不到什么必须合作的理由，当时中、美交恶，很大程度便来自于美方的这种判断。在那种情况下，中国93、94年的汇率以及出口政策调整都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而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角色，则正是从那时起，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从“中美战略对话”说中美战略性接近 3 到上世纪末，中国已经初步有了制造业大国的气象，而在那段时期，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让美国的“金融大鳄”们从东南亚国家掠走了数十年积攒的财富，同时也把东南亚乃至日、韩等国的制造业杀得是哀魂遍野。中国当时同样受到了不小的损失，出口受到严重冲击，当年经济增长为7.8％，大大低于其他年份，但中国所损失的只是一段时期的贸易顺差，并未因此而伤筋动骨，从长远看由于大批竞争对手倒下，这反倒进一步把中国推上了“世界工厂”的位置，变相的提高了日后“中国制造”的出口竞争力；另一方面，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以一时的小利换得中国政治影响重返东南亚，这便为日后中国战胜日本，取得东南亚经济整合主导权埋下了伏笔。在更早些时候，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经济在“休克疗法”和由美国所主导的低油价的内外夹击下崩溃，中国因而获得了大量的廉价人才以及原材料，这同样也是在强化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到911事件之后，由于美国股市的庞大泡沫破裂，国内市场面临大幅通货膨胀的压力，此时只有大批进口廉价消费品才能抵消通胀，前面所提到的中、美经济共生体便应运而生——这也就是为什么中美“入世”谈判会完成于2001年的原因。 “入世”成功之后，中国基本算是完全进入到了世界贸易体系，之所以加一个“基本”。是因为不少发达国家对我们的贸易壁垒还存在着，原因在上一小节已经提到过——主要不在经济利益冲突，而是因为其产业向外转移导致国内制造业从业者利益受损，西方国家对中国挑起贸易摩擦多半是为了转移国内的不满情绪，是政治性的问题。不过，这对大的趋势并没有太多影响，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就此形成。而由此开始，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也日渐开始清晰，表现就是两国的接触开始增多，冲突开始减少，冲突的烈度开始下降。 现在的中美战略对话，可以视作是中美关系进入到又一个战略“拐点”的标志，同样这也标志的世界格局在冷战结束之后将迎来又一个战略“拐点”。始于06年年末的中美战略对话机制，初步给我们的印象是中美已经开始了自1971年以来的又一轮的战略性接近，这之前，两国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强制作用”下已经结合成了经济共生体，而从现在开始，两国则可能开始主动去继续完成这一结合——面对历史规律，对抗只能是失败，然而被动地让规律“推着”走和主动“顺着”规律走，其结果同样是有很大区别的。 从“中美战略对话”说中美战略性接近 4 冷战后对世界体系变化影响最深远的是什么？是伊拉克战争？还是现在的伊朗核危机？它们的“份量”似乎都不够，这些更像是历史改变的“标志”，而非“动因”。在我看来，真正的变化应该始于欧元的诞生和中国经济的崛起，这不只是一时的棋局变化，而是棋手的改变—— 美国霸主地位的支撑来自其庞大的消费市场和美元本位质的国际货币体系，欧元区所带来的正是一个同样庞大的市场和一种可能取代美元的新的货币。欧元区国家与美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缘，有着近乎一致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以及经济制度，但是，如果将世界经济体系比作一条食物链的话，欧元区国家与美国恰恰也是最接近的——在美国之后欧盟成员国经济也先后进入到了“工业化后”时代，而因为有相同的政治、经济体制，所以欧元区国家经济如美国那样向“虚拟资本主义”也就同样是无可避免的——十年来，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从最初为美国的30％到现在已经猛增到60％。 西方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其利益来源是用金融产品换取发展中国家所出口的实物产品，本质上则是这些国家的净储蓄，而现在的美国经济已经吸纳了全球净储蓄额的70％，因此，欧美之间围绕世界净储蓄的矛盾是无论如何都无法绕开的，前面所提到的那些“高度一致”在这一条冲突面前都变得毫无意义——就如两次世界大战前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今天，美国货币霸权所面临的最现实的威胁恰恰就来自于其昔日的盟友所发行的欧元，而这一冲突到目前为止已经导致了发生在科索沃、伊拉克、黎巴嫩的“两场半”战争以及现在的伊朗核危机。 美、欧货币霸权争夺，最终的标的物是世界净储蓄，而世界净储蓄的主要产生地只有一个，就是东亚——世界产业布局经过一系列变化之后，制造业主要都集中于东亚地区，而且，这一地区具有深厚地储蓄的传统，目前世界2/3的净储蓄额来自这里。 原本在上世纪90年代，东亚各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还呈现比较均匀的分布，93、94年之后，中国凭借其先天固有的优势、强大的工业能力（重化工业规模中国比巴西、墨西哥、俄罗斯高5～6倍，比印度高10倍），以及庞大的国内市场，开始对东亚经济形成整合，而亚洲金融风暴又在客观上加速了这个过程，近十几年来，日、韩、东南亚诸国及港、台地区的贸易顺差从主要来自欧美变成主要来自中国，东亚内部贸易率从90年代初不到30％提高到了60％。中国“入世”之后，东亚经济格局从先前的均匀分布演变到现在成为中国对欧美统合进行贸易。 正是这个“出人意料”的变化最终彻底打乱了西方国家最初设想的理想世界：原本，无论货币霸权如何分配，贸易顺差都分散在各个发展中国家、地区，这些国家中无论任何一个对此都不具备发言权，而彼此之间对欧美贸易顺差份额的争夺也使这些国家很难结成严密的同盟，只能被动的接收欧美争霸的最终结果，而其它发展更加滞后的国家将无可避免的被排除出“食物链”。而现在，由于中国的加入，以上的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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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inren3210 发表于 2013-2-10 22:40 只看TA 24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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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国之败在于诸葛亮，诸葛亮太强了~直接导致没有其他人才冒出，最后就算是姜维，也是猪哥自己亲自抓来的，而魏国，无论是邓艾钟会，甚至郭淮赫邵羊沽之流，层出不穷~所以猪哥一死，蜀国无人了~说白了，蜀国人不如魏国，加上教育方面的落后，才是败亡的主要原因。打到后期，若是蜀国能出一个庞小鸟左右的逆天人才，天下归蜀也不是没有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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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uebluestarsta 发表于 2013-2-10 23:30 只看TA 25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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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演义很多情节都仅仅是小说而已，真正要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还是要看三国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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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djd001 发表于 2013-2-11 22:37 只看TA 26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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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国最大的失败个人的观点是诸葛亮水平太“高”，蜀国几乎所有事情都是亲力亲为，中后期没有及时大面积历练年轻干部，不重视人才储备，造成了后备干部断档。我认为诸葛亮在人格方面还是有缺陷的，不太放心属下办事能力，这方面，诸葛亮要附上很大的责任。不是说能干就是坏事，但是这个蜀国的CEO对人力资源确实要补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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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zliu 发表于 2013-2-15 20:53 只看TA 27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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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兄，虽然你写了那么多还是原创。可是不能根据演义来看历史啊。呵呵 刘备基本是三国英雄里面，起点最低的了，要啥没啥，那个所谓皇叔称号，没有丝毫意义。所以，他的许多操作，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是草根出身，那个年代是要拼爹的，所以就决定了没有多少人，尤其是世家名门的高手会跟他。连诸葛亮能跟他，除了刘备的识人水平外，也是由于年轻的诸葛亮，在其他人，比如曹操孙权手下已经没有出头之路了，只有烧个冷灶。 刘备能以这样的条件最终立国，已经体现了其水平。可惜，抢天下，最终还是实力说话。蜀汉综合实力太差，决定了基本没有最终获胜的机会。 至于所谓借荆州，其实一直是刘备占了大便宜，不能因为三国演义对刘备的宣传，就觉得是他受了委屈。要知道，赤壁大战，还是主要靠孙吴打的，刘备正是靠着曹操失败才捞到了立足之地。 不过呢，蜀汉后来没有用好其人才，我觉得可能还是诸葛亮的性格有关，他太喜欢揽事了，没有放开手脚使用人才，其实刘备本人倒是很能识人的，这方面，他的水平比诸葛亮高。可惜死早了点，就没有机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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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anmingzhe 发表于 2013-2-15 21:46 只看TA 28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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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诸葛之智全力防守蜀国可以坚持很长时间的，但是他一定要北伐中原结果消耗了蜀国本来就不宽裕的人力和资源，造成了蜀国第一个被消灭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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