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九·一三事件”谜团解析

2013年12月4日、11日，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王海光在黨報《光明日報》旗下《中華讀書報》分上下兩期發表三萬多字長文《九一三事件謎團解析》，反駁紀實文學作家舒雲2011年在第一黨報《人民日報》旗下《文史參考》發表的《九一三事件十大謎團》。這是具有官方背景的學者在林彪事件42週年之後，首次如此公開地討論林彪事件。王海光維護中共的既定結論，並稱舒雲“自造”了毛澤東與週恩來合謀逼走林彪說這個“非常淺薄非常粗陋的權力鬥爭陰謀故事”。而林彪事件的發生，“絕不是用權力鬥爭的簡單邏輯就能解釋得了的，應從體制的、文化的多重角度去分析和認識其發生的深層次原因。”

王海光還說，舒雲的“九一三”研究搞的是一種幫派史學。以為林彪翻案為研究的前提，以為林彪翻案為材料取舍的標準，以為林彪翻案為研究的結論，甚至還要把林彪塑造為反對毛澤東的正確路線的代表，拉幫結派，搞學術江湖。除了學術爭鳴之外，王海光還表示，給林彪翻案關系到“文革”如何敘述的問題，對“文革”受害者如何交代的問題。不僅今天的執政者不會翻，今後的執政者也不會翻。多維歷史此前已經全文轉載舒雲《九一三事件十大謎團》，現將王海光《九一三事件謎團解析》全文轉載如下，以饗讀者。

毛澤東週恩來林彪

文革宣傳畫

1971年林彪外逃的“九一三事件”，至今雖然已經過去40多年了，但真相撲朔迷離，史料支離破碎，坊間不斷流傳著各種說法，不同版本很多。在這些說法中，有的是需要進一步理清楚的真問題，大量的不過是些傳言和臆想，許多還是人為制造出來的假問題，亦有一些人故意簸土揚沙的造謠惑眾之事。筆者在撰寫《“九一三”事件循時考》文章時，曾看到了紀實文學作家舒雲女士的大作《“九一三事件”十大謎團》（載《文史參考》2011年9月上，第17期），對作者精心設計的“十大謎團”頗感詫異，試為一解。

舒雲女士自詡為“九一三”研究專家，時不時就有“爆料”出現，制造些嘩眾取寵的噱頭。這些“爆料”真真假假，虛虛實實，離奇古怪，對其質疑聲一直不斷。這篇《十大謎團》，是舒雲女士的一篇核心文章，脫胎于她在海外出版的《林彪事件完整調查》一書，文章中的閃爍其詞之處，在該書中都有詳細的描述。（下文所引舒雲女士文字與觀點，均出自《謎團》與《調查》，不另行注明）《林彪事件完整調查》是一本以“完整調查”為賣點，以大陸觀光客為銷售對象的書。作者書中提到的許多當事人，筆者也曾直接或間接地採訪過，他們所談的情況與作者所述的情況出入很大。“完整調查”中的“調查”，有的是大量羼水，有的是隨意曲解，有的幹脆就是作者託名被訪者的故意編造。該書羅列的32個問題，其實不過是一些唬人的噱頭。其敘述內容時間錯亂，邏輯不清，頭緒雜亂，前後矛盾，史實錯訛甚多，實在難以置評。好在這篇《十大謎團》問題比較集中，是“完整調查”的一個壓縮版，代表了作者的基本觀點，比較方便我們探討一下舒雲版的“九一三”之“謎”。

《十大謎團》文中所羅列的10個“謎團”，基本不在一個問題層面上。不僅各“謎團”之間缺乏邏輯聯系，夾雜不清，而且篇幅大小也嚴重失衡。有的“謎團”佔到4頁半，有的“謎團”只有一頁的1/3。盡管文章的邏輯混亂，錯誤百出，有些重要人物的職務還都搞錯了（如文章中稱江騰蛟的職務是空軍政治委員，實際上江騰蛟當時的職務只是空軍政治部黨委書記），但其中心思想還是能夠分辨出來的。作者想表達的意思是：林彪的“九一三”外逃，是毛澤東和週恩來精心設計的一個敲山震虎的“局”，讓林彪家族掉入了彀中，倉皇外逃，最後機毀人亡。由此，作者發揮出了超人的想象力，試圖在北戴河和中南海之間建立某種秘密聯系管道，在林立果的“小艦隊”和林彪身邊尋找毛澤東的“臥底”……從而編造出了這個“十大謎團”的假說。這個關于“九一三”事件的“謎團”假說，綜合了坊間的眾多流言，加上作者的臆想，過程編造得更加完整。本文撮其要點，重新組合問題，按時間排序，將其“十大謎團”逐個解析，一探究竟。

一、毛澤東南巡的“打草驚蛇”之謎

關于毛澤東1971年8月15日到9月12日南巡的問題，不少海內外學者都持“敲山震虎說”的觀點。“敲山震虎說”的核心是一個“逼”字，其中心思想是：毛澤東南巡給各地軍政大員談話，有意敲打林彪集團，挫敗了他們實施政變、南逃、北叛的計劃，最後林彪一家叛逃蘇聯，葬身異國。筆者對該說持有懷疑，認為這是事後之論，是從結果向前倒推過來的認識，放大了毛澤東南巡的整林動機。筆者認為毛澤東南巡的主旨並非意在“敲山震虎”，而是“釜底抽薪”，是為了防止林彪軍人集團在九屆三中全會上重演廬山會議上的一幕，而向各地軍政大員打招呼，不要跟著他們起哄，對林彪有敲打但還是“保”的（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而林彪家族對毛澤東的南巡講話反應激烈，認為林彪接班人地位不保，毛澤東要在九屆三中全會上把林彪端出來。于是，林立果緊急從北戴河回京召集“小艦隊”密謀刺毛政變，不果後又部署南下廣州的計劃。兩事俱敗後，林彪一家心虛膽寒，倉皇出逃蘇聯，在蒙古墜機身亡。關于這個“釜底抽薪”之說，筆者將以專文論之，此處不贅。

舒雲女士把毛澤東南巡“敲山震虎”說更往前推了一大步，虛構了一個“打草驚蛇”的行為邏輯。她認為：毛澤東給各地主要領導人講話批評林彪，就是想要林彪的親信們把話傳遞給林彪，逼著林彪做出錯誤的反應，以便有借口收拾林彪。終于，林彪線上的武漢軍區政委劉豐、廣州空軍參謀長顧同舟先後“中了圈套”，分別向李作鵬和週宇馳、于新野透露了毛的南巡談話內容。這些情報通過李、週、于傳到了北戴河後，引起林彪家族的恐慌，于是，舒雲所謂的“‘蛇’動了，‘虎’也動了”。林立果“小艦隊”立即開始了刺殺毛的行動。林彪家族的行動正中毛澤東的下懷，于是他布置陷阱，步步緊逼，最後設計逼跑了林彪一家，讓他葬身異國。“打草驚蛇說”是舒雲“九一三”研究的一個核心觀點，並推演出了一整套毛週設局的故事。然而，舒雲女士這個煞有介事的“打草驚蛇”說，全然沒有什麼真憑實據，純屬是欺人之談，硬生生地編造出來了這些所謂的“九一三謎團”。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劉豐有沒有主動向林彪報告的情況？劉豐是參加寧都起義的紅五軍團出身的紅軍幹部，抗戰時期在129師工作，國共內戰時期是在劉鄧麾下的晉冀魯豫部隊工作。他的軍旅生涯與林彪沒有交匯處。直到“文革”期間，兩人除了上下級關系外，並沒有其他的特殊關系。1971年9月5日，副總參謀長李作鵬陪同朝鮮軍事代表團來武漢訪問時，劉豐曾將毛澤東南巡談話的內容私下透露給了李作鵬，但這與向林彪報告完全是兩回事兒。據《李作鵬回憶錄》所述，這是劉豐“無意中脫口”說出的，過後他還有些後怕。9月6日，李作鵬回京後把毛談話透露給黃永勝、邱會作時，專門叮囑他們不要告訴葉群和吳法憲。至于後來黃永勝私下打電話告訴了葉群，這絕非是李作鵬的本意。（李作鵬：《李作鵬回憶錄》）李作鵬在“兩案”審判時為自己辯白說：他如果想要告訴林彪、葉群，直接通過他辦公室的保密電話就可以了，根本用不著兜圈子。這話是有道理的。

其次，是不是毛澤東要求廣州軍區傳達他的講話？舒雲女士講：毛澤東在武漢等了兩天，見劉豐還沒有報告林彪，毛只能繼續到南昌、長沙，讓廣州軍區傳達到師以上幹部，認為他們中總會有人報告林彪的。這完全是向壁虛構的杜撰。事實上，廣州軍區內部開吹風會傳達毛澤東給軍區首長的談話，這並不是毛指示他們這樣做的，而是參加談話的廣州軍區領導人感到毛的講話很重要，在韶山滴水洞開會研究時自行商定的。（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廣州軍區在9月5日召開吹風會傳達毛南巡談話時，會議主持者再三強調“一切行動聽指揮”，嚴格規定與會者：不準記錄、不準傳達、不準上報。（《歷史的審判》（續集），群眾出版社）就是要防止軍區各軍兵種負責人將會議情況報告北京的軍兵種首腦機關。

再次，顧同舟是否是主動向週宇馳報告的情況？舒雲女士說：顧同舟上了圈套，向林彪方面透露了毛澤東的南巡講話內容。這也純粹是她的臆想。顧同舟給週宇馳透露廣州軍區吹風會的情況是事實，但顧之所以能夠給週透露，是有其特殊性的。顧原來是在北京的空軍第一高級專科學校的校長，與空軍司令部的週宇馳、于新野非常熟悉，1970年4月調任廣州空軍參謀長。9月5日下午和晚上，顧同舟參加廣州軍區召開各軍兵種常委參加的內部吹風會，週宇馳因其他事情打電話給顧，沒有找到。5日深夜23時半，于新野給顧同舟打電話探聽會議情況，顧給于講了吹風會上傳達的毛澤東談話要點，于做了記錄。次日週宇馳親自駕駛直升飛機到北戴河將于記錄的毛談話要點送給了林立果。6日晚上，週宇馳以林立果的名義給顧同舟打電話，要他將毛南巡談話整理一份文字稿送來北京。7日，林立衡、張清林、張寧一行到北戴河。8日，林立果從北戴河到北京，部署政變事宜。

從上述可見，無論是劉豐，還是顧同舟，包括李作鵬在內，都沒有把毛林對立起來的“路線鬥爭覺悟”，都沒有主動去向林彪家族報告毛澤東南巡談話的自覺性。對毛澤東南巡講話十分敏感，並做出了極端反應的，不是別人，正是林彪家族的人。即如舒雲女士所言，劉、顧等人“中了圈套”，那也只能是中了林彪家族方面的圈套，而不是毛的圈套。

二、毛澤東專列調動之謎

舒雲女士為證明毛澤東南巡是“打草驚蛇”，故意逼跑林彪，還提出了一個“福爾摩斯”式的破案假說，斷定林立果“小艦隊”的一舉一動，毛澤東都了如指掌。《謎團》內稱：9月9日林立果、週宇馳、江騰蛟等，在西郊機場工字房據點商量在上海一帶謀害毛的計劃，毛澤東就提出轉移專列。汪東興借口防曬，讓為專列搭一個棚子。汪東興在上海時還為在專列150米外的虹橋機場油庫放雙崗。作者的意思是說：林立果們在北京暗中討論謀害毛澤東的每項計劃，毛澤東馬上都會迅速地採取防範措施，這是因為毛在林立果身邊安排有“內線”。舒雲女士對她的這個“內線說”頗為得意，當作是獨家研究的驚世新發現。在她的《完整調查》一書中是這樣講的：作者“驚人地發現毛的每一步都在林立果剛剛議論之際，好像毛有千裡眼順風耳一般。毛到杭州，正是林立果議論如何殺毛的時候，毛分外警覺。林立果說炸專列，毛馬上命令專列轉移，汪東興還提出在專列上搭個棚子防曬（實際是防轟炸）。林立果說炸碩放橋，碩放鐵路沿線馬上派部隊巡邏，嚴查鐵路涵洞、橋梁。毛突然調回專列，緊急開往上海。林立果想燒上海虹橋機場的油庫，汪東興命令油庫加雙崗，毛澤東到了上海不下專列，隨時準備出發。最後毛突然回到北京，怕林立果轟炸中南海，白天到了豐台，卻一直到天黑才回到中南海。……這一切都說明，林立果身邊有毛的耳目。這是一個重大的發現。”作者還說：“毛澤東回到北京，誰報告的林立果？這才使林立果連夜飛往北戴河。……為什麼林立果的三個方案（注：指殺毛、南下、北逃）都沒有展開，更充分地說明了毛有內線。”

這個假說有著天方夜譚般的想象力，以為那時的信息環境如同今天手機網絡時代這樣便捷了。林立果們在北京有什麼風吹草動，“臥底”們立馬就報告給正在南方巡視的毛澤東那裡。毛澤東對林立果一舉一動明察秋毫，都在掌控之中，即時採取措施。猶如一只狡猾的老貓在玩弄這些小耗子，伺機向他們伸出利爪。但是只要稍加考察，就不難看出，這又是舒雲女士編造的一個缺乏基本常識的拙劣故事。我們來查看一下毛澤東調車時間與林立果回京時間，看其能不能構成舒雲女士所說的因果關系。

從毛澤東方面：毛澤東9月3日下榻杭州後，給當地黨政軍負責人南萍、熊應堂、陳勵耘談話。9月8日晚21時左右，毛澤東給汪東興提出把專列從筧橋專用線調開。當時汪東興沒有找到負責杭州警衛工作的空五軍政委陳勵耘，讓陳的秘書辦理的調車手續。陳勵耘是在晚上22時10分接到的汪東興調車通知，馬上辦理了相關事宜。9日凌晨1時許，毛的專列從以往停放的飛機場專運線，轉到了靠近紹興的專線上停放。按照汪東興的要求，隨行人員給主車和餐車上搭了防曬棚。（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

從林立果方面：9月8日晚上21時48分，林立果攜帶林彪的“九八”手令，與劉沛豐等人從北戴河飛回北京。當日深夜至次日凌晨，林立果分別在空軍學院和西郊機場工字房召集“小艦隊”成員開會，密謀刺殺毛澤東。林立果提出三個辦法：一是用火燄噴射器和四○火箭筒打火車；二是調一○○高射砲平射打火車；三是要王維國乘主席接見時動手。週宇馳還提出：“用日本人搞皇姑屯事件的辦法”；“把碩放機場的油庫燒著，然後帶著部隊去救火，乘混亂之際動手”。江騰蛟畫了油庫和車站的位置圖。林立果說：“首長講，誰能完成這個任務，誰就是開國元勳。”（江騰蛟1971年9月24日的交代，《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三）》，中發【1972】24號文件；總政林彪審判工作辦公室預審組:《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活動大事記》,1980年8月該材料為“兩案”的機密資料，由舒雲在其博客公布于眾，以下未注處均來自該材料）把這些史料擺出來，這個“謎團”的荒謬性也就不證自明了。

首先，從時間上看，是毛澤東調走專列在先，林立果策劃謀殺毛的陰謀在後。也就是說，毛澤東決定調走專列時，林立果還在北戴河飛往北京的途中，還沒有跟包括週宇馳在內的“小艦隊”人員策劃謀害毛的事情。除非毛澤東有千裡讀心術的神通，在林立果剛剛產生了要謀害他的念頭時，就立即察覺到了將有生命危險，這才會有事先調走專列的先見之明。

其次，林立果和“小艦隊”這時候的刺毛密謀，還沒有提出用飛機轟炸專列的計劃，提出用飛機炸是9月11日的事情。（魯玟1971年9月18日的交代，江騰蛟1971年9月24日的交代，《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三）》，【中發（1972）24號文件】）這段時間，毛澤東本人還住在杭州，不住在專列上。舒雲女士提出的毛澤東調專列是為了“防轟炸”？真不知這是從何談起。至于在主車和餐車上搭防曬棚是為了防空襲，更純粹是作者自己缺乏基本軍事常識的臆想了。連小孩子都知道，如果要給專列做防空偽裝，全部專列都得做，並且要與週圍地貌保持一致，如果只單獨給主車和餐車做，反而使得目標更突出了，是適得其反的效果。至于“防轟炸”之說，搭個防曬棚大概也只能起到防鳥屎的作用吧。

再則，部隊和民兵巡查毛澤東專列沿途的涵洞、橋梁，這是中央領導人專列運行的安全防範措施，直到現在的專列安全保衛工作也還是這樣做的。這個問題太常識了。至于專列到上海時，汪東興在離專列150米的虹橋機場油庫放了雙崗，這更是很正常的警戒保衛工作。如果不這樣做，倒真是汪東興和警衛部隊的失職了。很難想象得出來，舒雲女士怎麼能夠將這些再正常不過的專列安全警戒工作和林立果的刺毛密謀聯系起來的？

最後，說到底，林立果等在密室商議的這些謀害毛澤東的計劃，都是不著邊際的空想而已。林立果動員空軍副參謀長王飛、空政黨委書記江騰蛟、空軍作戰部長魯玟和他誆騙來的原林辦秘書、駐洛陽陸軍第127師政委關光烈等人去幹，均遭託詞婉拒，給他擺出了一大堆實施不了的困難，最後林立果的刺毛計劃只能是胎死腹中。林立果當時騙關光烈等人說是去打張春橋的專列，還沒敢說是去謀害毛，他們已是畏縮不前了，林立果無計可施。也只有《謎團》的作者，才會把這些兒戲般的密謀設想當作可以實施的行動計劃，煞費苦心地要去尋找毛澤東敲山震虎的所謂“線索”，編造出了一篇“防轟炸”的故事。

三、毛澤東南巡的回京時間之謎

9月12日毛澤東南巡突然回京，使林立果們刺殺毛的密謀計劃宣告破產，也給人留下了很多想象的空間，坊間流傳了許多說法，而以舒雲女士的說法最為離譜。她在《十大謎團》中說，毛澤東身體好時每年都要外出，返程一般在9月底。但毛澤東于9月12日結束南巡返京，是提前了半個月時間，“這一舉動十分反常”。然而，她的這個“反常”的推論，其前提是根本不存在的。毛澤東一生乘專列出行共72次（1971年毛南巡是第71次乘專列），9月底（25日後）回程的數量非常有限，僅有4次：1955年9月去北戴河，9月25日回京；1958年9月去杭州，9月29日回京；1959年9月去河南，9月25日回京；1961年7月去上海、南昌、漢口，9月27日回京。其他所有行程再沒有9月底回京的事，絕無“一般”可言。《謎團》作者憑空編造了一個根本不存在的邏輯前提。

另外，《謎團》說毛澤東專列從濟南“直接開回北京”，這也是錯的。實際情況是：毛澤東專列從濟南開出後，7時40分抵達德州，停車20分；11時15分抵達天津西站，停車15分；13時10分抵達北京豐台站。毛澤東在專列上與紀登奎、李德生、吳德、吳忠談話。16時許，專列到達北京站，毛澤東即乘車回到了中南海遊泳池住所休息。《謎團》作者故意模糊毛澤東專列回程的停留時間，謊稱毛澤東專列從沒有在白天進過北京，把毛澤東下午回到中南海說成是黑天以後的事情，並煞有介事地宣稱：這是為了防止林立果派飛機轟炸。作者虛構這些倒轉日月的東西，意圖就是要說明毛澤東急于回京的行動，是為了給林彪家族布置死亡陷阱。

為了說明毛澤東突然回京的舉動是要給林彪家族設置死亡圈套，《謎團》作者編造出了一個林立果如何中計的情景。其“謎團”之二說：林立果得到空四軍政委王維國電話報告毛澤東已經離開上海的消息後，“沒有特別驚慌”，因為他斷定“毛澤東9月25日之前不會回北京”。但毛澤東讓汪東興將他回京的消息告訴了葉群，葉群馬上告訴給林立果，林立果這才緊張起來了，決定當晚飛回北戴河。作者的意思不難理解：這是毛澤東實施“敲山震虎”計劃的最後階段，故意放風把林彪一家逼跑。

然而，《謎團》講述的故事與事實真相差距甚遠。所謂“毛在9月25日之前不會回京”的設想，並不是林立果的認為，而是作者自己的想象。至于作者描述的林立果得知毛澤東離開上海消息後的“鎮靜”表現，更是作者自己虛構的想當然耳。

歷史事實是：林立果、週宇馳等人在9月11日整天都在策劃謀殺毛和攻打釣魚台的方案，始終沒有結果。晚上20時半以後，林立果、週宇馳、江騰蛟又拉著空軍作戰部長魯玟在西郊機場工字房繼續商議。毛澤東的專列是9月11日12時半從上海開走的。王維國在晚22時許打電話給林立果（週宇馳接），告訴他們毛澤東已經離開上海了。此時專列已經開過蚌埠，走出了上海鐵路局的地界。當林立果等人接到毛已離開上海的消息後，全場驚懼慌亂。林立果流著淚說：“全完了，首長把生命都交給我，我們沒有完成首長委託的重任，拿什麼去向首長交待呢？”（王飛1971年9月28日的交代；李偉信1980年7月9日的交代；《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活動大事記》）週宇馳發狠地說，他要在國慶節那天駕駛直升飛機去撞天安門。林立果穩住情緒後，宣布會議散場，剛才說的全部作廢，不能說出去。隨後，林立果將誆騙來實施政變計劃的關光烈也放回部隊了。這個場景如果不是“特別驚慌”，那是什麼？隨後，林立果與“小艦隊”遂開始實施南下廣州的計劃。9月12日下午林立果、週宇馳、于新野在西郊機場開會。16時左右，週宇馳交代負責專機的空軍副參謀長胡萍，安排林彪到廣州的飛機。19時30分，林立果先坐256號三叉戟專機到山海關，準備次日早晨直接飛到廣州。當晚，空軍副參謀長、黨辦主任、“小艦隊”核心成員王飛等召集“小艦隊”的7人開會，安排明晨要把黃吳李邱帶去廣州的事情。（劉世英1971年9月24日的交代。《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三）》，【中發（1972）24號文件】）

《疑團》中說的汪東興告訴葉群關于毛澤東回京消息的事情，不見任何記載。作者說這是林立衡講的。但無論是林立衡在913事件剛發生後寫給中央的回憶事件前後的材料，還是她和夫婿張清林在1980年3月寫給中紀委的申述材料，都沒有提到過這件事。（參見餘汝信編：《“九一三”回望》）以作者的文品來看，多半又是作者自己編造出來的。退一步講，即便是如《疑團》所說，是汪東興告訴了葉群關于毛澤東回北京的消息，那林彪他們就得要馬上逃跑嗎？毛澤東在南巡講話中說，他回來還要和林彪談談。林彪為什麼不敢給毛談話，反而聽到毛澤東回京的消息就要外逃蘇聯呢？

四、毛澤東和週恩來共同布局對付林彪家族之謎

《謎團》作者為了說明“九一三”事件是毛澤東與週恩來共同布局算計林彪，還引用了毛澤東的理發員週福明的回憶為根據。引文如下：“9月12日晚上，南巡剛回來的主席吃過飯就睡下了。往常總理來之前都要事先通知，這次匆忙闖來，又神態嚴肅，我憑著多年來在主席身邊工作的經驗預感到出了大事。總理對我說，快把主席叫起來，有事向他匯報。不一會兒，總理出來了，對我們說，林彪要逃跑了，其他情況目前還不清楚，為了主席的安全，必須馬上轉移。屋裡的氣氛頓時緊張起來，我迅速收拾東西。汪東興告訴我，在保證主席需要的情況下，輕裝上陣，做好打仗的準備。”中央警衛團立即部署警戒，中南海隨之完成臨戰準備。

事實情況是：9月13日零點35分許，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分別接到張宏從山海關機場打來的電話，林立衡從北戴河打來的電話，報告說林彪乘飛機跑了。汪東興也在場。當聽到林彪出走的消息後，汪立即打電話給週恩來，請他一同去中南海遊泳池向毛澤東親自匯報當晚發生的情況。當時，毛澤東還在睡覺，並不知道林彪外逃的事情。

筆者再查週福明回憶的原文，這段文字是這樣講的：“9月12日晚上，主席吃過飯睡下了。總理得知林彪出逃的消息立即來到主席遊泳池住地。往常總理來之前都要事先通知，這次沒有提前通知，而且總理來時匆忙，神態也很嚴肅。週福明憑著多年在主席身邊工作的經驗預感到出了大事。

總理對週福明說：‘快把主席叫起來，有事向他匯報，林彪逃跑了。’

週福明聽後感到非常震驚，他知道主席在此以前點過林彪，林彪有些問題，可誰能想到他會逃跑呢。

總理進主席臥室匯報去了。不一會，總理就出來了。總理對週福明他們這些工作人員下令：‘林彪逃跑了，其他情況目前還不清楚，為了主席的安全，必須馬上轉移。’

屋裡的氣氛頓時緊張起來，仿佛空氣都要凝固似的。週福明迅速地抓緊時間收拾所需要的東西。負責主席警衛工作的汪東興還告訴週福明：‘在保證主席需要的情況下，輕裝上陣，做好打仗的準備。’”（亓莉：《毛澤東晚年生活瑣記》）

對照這兩段文字可見，《謎團》作者是把原文的“林彪逃跑了”，改成了“林彪要逃跑了”，同時刪去了“總理得知林彪出逃的消息立即來到主席遊泳池住地”等文字。另外，《謎團》作者還同樣方法改寫了中央警衛局副局長鄔吉成回憶錄的文字，把中南海、釣魚台國賓館警衛部隊在林彪外逃後採取的備戰措施，提前到了林彪外逃之前。（詳情見鄔吉成、王凡：《紅色警衛中央警衛局原副局長鄔吉成回憶錄》，當代中國出版社）經過《謎團》作者的惡意刪改，事情發生的時態就完全變了，從過去時變成了將來時，硬是生造出了一個毛、週共同布局設計林彪的陰謀“謎團”。

五、誰是毛澤東“內線”臥底之謎

舒雲女士研究“九一三”事件的重大發現，就是發現了毛澤東對林立果和林彪的一舉一動清清楚楚，于是她費盡心機地在林彪、林立果身邊的人進行排查，遍找誰是“內線”人物。在《完整調查》書中涉及的臥底有：空軍政治部黨委書記江騰蛟、空四軍秘書處副處長李偉信、256號駕駛員潘景寅、林彪的警衛處長李文普等。可能是因為說江騰蛟是“內線”太不靠譜，《謎團》中只涉及了三個嫌疑人。即：李偉信、李文普和潘景寅。

先看一下李偉信的“內線”問題。《謎團》作者說李偉信是林立果的“生活秘書”，幾乎與林立果“形影不離”，最有條件當“內線”報告林立果的行蹤。在3658號直升機迫降之後，週宇馳、于新野開槍自殺，李偉信被抓捕。李被拘捕後，急切要找汪東興，似乎要為自己證明什麼。出獄以後，又經商發了大財。這些都成了作者懷疑李偉信“內線”的理由。

事實上，李偉信根本不是什麼與林立果“形影不離”的“生活秘書”。他是駐上海的空四軍政治部秘書處副處長，經常跑北京、廣州，為林立果通過香港的特殊管道採購一些海外物品，如電訊器材等東西。李偉信效力殷勤，服務週到，林立果對他很滿意，稱他是“外貿部長”。1971年3月下旬，林立果、週宇馳、于新野在上海研究起草《“五七一”工程紀要》時，李偉信負責接待，端茶送水，進進出出，聽到了他們談話的片言只語。9月8日下午，李偉信由上海來北京，曾參加了林立果、週宇馳謀害毛的秘密會議。期間，李偉信曾推說要去廣州與香港方面的採購人員聯系，想借機走脫，被林立果當即制止了。從“小艦隊”密謀害毛，到劫持直升飛機，李偉信的表現都是比較被動的，內心很驚恐，但又無計逃脫，最後不得不跟著週、于去機場騙走直升飛機外逃。《謎團》作者要斷定李偉信是毛澤東安插在林彪家族的內線，這是需要拿出證據來的。例如必須要說明他是如何同毛聯系的，用什麼方式傳遞情報的等等。這可絕不是胡思亂想的事情。

《謎團》中講，李偉信是被“五花大綁關進北京衛戍區的地下室”，提審時急切要找汪東興報告。這裡的關鍵是，李偉信被拘捕後有沒有要求找過汪東興？據李偉信1971年10月11日的供詞講，他在週、于自戕時放了空槍，然後自己去“向當地駐軍和民兵投降自首”。（李偉信的親筆交代，1971年10月11日，見《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三）》，【中發（1972）24號文件】）這也就是說是他自己主動跑去報案的，不是被五花大綁抓走的。另據汪東興回憶說，抓李偉信的時候，他喊的是要找衛戍司令。（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在吳德、吳忠的回憶和傳記中，也都沒有提到李偉信被捕後要找汪東興的事情。在9月13日晚上，李偉信主動向審問他的北京衛戍司令吳忠交代了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吳忠聽不懂，拍著桌子罵他不老實：“你他媽的瞎胡說，什麼工程不工程的。”（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當代中國出版社）等吳忠聽明白李講的“五七一”工程的事情後，大驚失色，手都顫抖了起來。（曲愛國：《百戰將星吳忠》，解放軍文藝出版社）他絕對沒有想到，在這起簡單的劫機外逃事件裡面還藏有這麼大的陰謀。吳德、吳忠的這段回憶史料也可以作為李偉信不是“內奸”，他與汪東興沒有任何聯系的有力佐證。

可以設想，如果李偉信真是毛澤東安插在林立果身邊的“內線”，汪東興或有關部門早就會派人把這位立下大功的功臣接走了，不會讓他再跟局外人的吳忠白費口舌，洩露最高機密的。審判“小艦隊”成員，李偉信被判刑15年，是判刑最重的一位。如果從李釋放以後的事業發達，再反推他是“九一三”事件的得益者，這更是站不住腳的。如果真從判刑的輕重上推論，那空軍黨辦主任、副參謀長王飛的“內線”可能性最大。王飛是“小艦隊”最核心成員之一，週宇馳、于新野都是他安排給林立果的，卷入林立果政變陰謀活動也最深，但最後在“兩案”審判時因突發精神病免于起訴，補上了比他罪責要輕得多的江騰蛟。這裡或許有些說不出來的隱情。

六、林彪“九八手令”之謎

《謎團》作者設計的“謎團七”，是林彪寫給黃永勝的信和“九八”手令問題。這是林立果發動政變的“尚方寶劍”。林彪給黃永勝的這封信，沒有注明日期，內容是讓黃永勝“有事時可與王飛同志面洽”。另一個是林彪寫的“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的“九八”手令，林立果9月8日夜回北京時帶回的，先後給十幾個人看過，用它傳達了政變命令。“九八”手令是中央專案組認定林彪發動政變的一個重要罪證。週宇馳等乘直升飛機外逃不遂，自殺前將這兩份文件撕毀。在中共中央公布的林彪反革命集團三批材料中，就有這兩份文件撕碎後拼接起來的影印件。

《謎團》作者在這個“謎團”中，一開始就“爆”了兩個假料。一是說林彪給黃永勝寫的這封親筆信，“王飛和黃永勝都否認見過”；二是說“被劫直升飛機上的錄音機在忙亂中被按響，放出了葉群與黃永勝的通話”。這都是信口開河之言。

第一、這封林彪給黃永勝的親筆信，黃永勝確實沒有看到，但在王飛手裡來回經過了幾次。9月11日，週宇馳將這封信交給了王飛，在得知毛澤東離開上海後，于12日中午從王飛手中取回。在準備實行南逃廣州計劃時又交給王飛，取消計劃後王飛又將信還回。最後被于新野帶到了劫持的直升飛機上。關于這封信的情況，王飛一開始就交代了，其供詞上了中央文件，而且從來沒有否認過。（王飛1971年9月28日親筆供詞影印件原文，見《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三）》，【中發（1972）24號文件】）

第二、在被劫的3658號直升飛機上，確實繳獲了葉群與黃永勝的通話錄音。但錄音帶已經被林立果調成了高頻，當時根本聽不出是誰的錄音。後來是由公安部的技術人員把錄音給調校出來了，才知道這是葉群、黃永勝談情說愛的曖昧通話。（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當代中國出版社）

關于林彪“九八”手令有幾個版本的問題，在坊間流傳很久了。如有橫寫豎寫的兩個版本兩種字體等等。實際上在“兩案”時期，已經有人提起過這個問題。最早就是來自“小艦隊”涉案人的口供。江騰蛟在羈押期間曾說過，他當時看到“手令”，與中央文件上登的從週宇馳帶到直升飛機上繳獲的這份的字體不太一樣。最早是軍旅女作家張聶爾向社會公開披露了這個信息。（張聶爾：《風雲“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這就提出了有幾個“手令”的疑問。

2011年，中央警衛團副團長武健華發表了回憶文章《“九一三”事件後對林彪住地的清查工作》（《黨史博覽》，2011年第12期），其中講到他在北戴河林彪住所清查材料時，也發現了一份林彪“九八”手令。這說明，林彪的“九八”手令可能會有多個版本。很有可能是林立果帶回北戴河一份，週宇馳隨身帶一份。週宇馳拿這份手令的用途，本是要脅迫黃吳李邱強行去廣州的，去廣州的飛機和隨行人員也都安排好了。

但問題是，糾纏“九八”手令有幾個版本，究竟能有多麼大意義嗎？首先，林立果用“九八”手令，矯命“林副主席”指示，策劃謀害毛澤東的政變活動，這是事實。而且，週宇馳、于新野也正是拿著這個“手令”，到沙河機場騙走了3658號直升飛機和駕駛員。這說明，“九八”手令在林立果的政變活動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另一方面，這個“九八”手令在政變中真正能起的作用又是非常有限的。在密謀政變中，林立果以林彪的名義，把關光烈騙到北京，給他出示林彪的“九八”手令，要他調部隊來執行“五七一”政變計劃。關馬上推說，他調動不了部隊，一個排也調動不了，調部隊都得經過總參謀部下令。這雖是對林立果的婉拒，卻也是軍隊的實情。軍隊的調動，要經由總參下達命令，有一套嚴密的程序，不能隨便調動。別說是這個來歷不明、語焉不詳的林彪“手令”，就是毛澤東要親自去調動軍隊，也得要經過這套程序，不是口說調動就能調動了的。李德生曾回憶說：毛澤東南巡回京在豐台車站談話，要李德生調動一個師到南口，李立即執行了。（李德生：《李德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這是不準確的。往南口調動部隊的事情，其實是9月13日晚上週恩來與黃永勝、吳法憲、閻仲川和總參作戰部開會決定的。（金衝及主編：《週恩來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

所以，無論“九八”手令有幾個，真的也好，假的也罷，都只能是在林立果的熟人小圈子內發揮作用。一旦離開了林立果他們的熟人圈子，這個“手令”也就沒有什麼戲唱了。實際上，週宇馳能夠在沙河機場騙走3658號直升機，是因為他在這裡學開直升飛機，人們都知道他是首長身邊的重要人物，稱他“二號樓首長”，而且引路的又是週的飛行教練，直升機團的副大隊長陳士印，所以機場人員對飛行程序也就不太講究了。也可以說，週宇馳之所以能夠順利地騙走飛機，“臉熟”要比“手令”更起作用。

林彪“九八”手令，含義模糊，意指不清，只能是在林立果小圈子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可以動員的範圍很小。林立果的刺毛想法只會是身邊二三密友知道，對其他人並不敢明講，而是以打張春橋為幌子，欺騙他們。因此，“九八”手令在“五七一”軍事政變行動中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在某種意義上講，這個手令更像是一個哄孩子的東西。在一個陌生人的場合，誰都不會認它的，遑論號令天下了。林立果們拿這樣一個來源不明、意指不清的“手令”發動政變，純屬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狂悖之舉，因而失敗也是必然的。所以，在對案件定罪上講，“手令”是很重要的政變證據；但對歷史研究而言，“手令”問題又是一個相對比較枝節的問題。過分糾纏這個問題，似有舍本逐末之嫌，只有小說家才有這樣大的興趣。

七、警衛處長李文普槍傷之謎

“謎團”之五是李文普的跳車槍傷之“謎”。李文普是跟隨林彪多年的警衛處長，林彪出逃的重要證人，他聽到林彪在車上問“伊爾庫茨克有多遠？”，知道林彪一家要叛逃蘇聯，決心下車，在下車時挨了林立果一槍。關于李文普是否自傷的事情，坊間炒作已不是一年兩年了。關于李文普的流言，如他的槍傷是自傷，他是“臥底”，他與專案組有交易等等，源頭就出自林家人之口。林立果的未婚妻張寧在請人捉刀寫的《自己寫自己》的書中，硬說李文普挨的這一槍是自傷，還把林彪的司機楊振剛（在溫都爾汗墜機死亡的九人之一）也當作“臥底”，在海內外很有些影響。李文普被迫予以反駁，在《中華兒女》登載了他的口述文章《林彪衛士長不得不說》，說明了他到林辦的經過，他在林辦工作的情況，“九一三”這幾天北戴河的情況，他目睹的林彪一家外逃的經過，澄清了許多事實真相。之後，坊間說李文普是“內線”的聲音逐漸沉寂。

舒雲女士在文章中斷定李文普的這一槍是他自己打的自己，其理由是李的槍傷沒有得到鑑定。為此，作者東拉西扯了一大堆人來作證明，如中央警衛團的張耀祠、張宏、姜作壽、陸軍醫，林立衡的未婚夫張清林，北京軍區281醫院的醫護人員等，最後還舉出了一個大人物汪東興出來說話：“算了，小節，不要幹擾”，按下了這件事。

《謎團》作者拉扯出的這些人，其實與鑑別李文普槍傷的關系都不大，證明不了什麼問題。文中講的所謂張耀祠說“那時懷疑他（李文普）是自己打的”，以及所謂週恩來、汪東興等人的講話，都是作者自己的編造，沒有此事。李文普第一時間向北戴河警衛部隊報告時，講的就是林立果打傷他的。中央警衛團當時給週恩來的電話報告，也說是林彪一行打傷了警衛人員外逃。李文普當時給為他包扎臂傷的醫生說“槍走火”，這是敷衍外人的說法，並無不妥。至于《謎團》中說李還“偷偷”給護士留下了幾張紙，更是作者胡思亂想了。李文普本人堅決否認張清林給他包扎過傷，還能給一個素不相識的女護士留什麼紙條嗎？至于作者提到的汪東興、張耀祠等人，他們都不在事發現場，起不了證明人的作用。汪東興是中央級的大人物，根本管不到小人物李文普頭上來，更沒必要親自出面去為李文普的槍傷一事解釋什麼。汪的這個“算了”的講話，是在什麼時間，什麼場合，對誰講的，作者都沒有交代。顯然，這又是作者在編造史料，故弄玄虛了。

《謎團》作者一口咬定李文普的槍傷是“自傷”，翻來覆去糾纏不休，非得要把這件事證死不可。但是說李“自傷”的證據是什麼？“自傷”本身能說明什麼問題嗎？

首先，從現場的情況看，李文普挨這一槍是完全可能的。據李文普回憶的現場情景：林彪汽車衝破8341警衛部隊在58樓處的阻攔，從山上疾駛而下。李文普在副駕駛位置上，見狀急喊停車，車立即停下，李隨即下車。葉群見狀，氣衝衝地喊：“李文普，你想幹什麼？”李說：“你們究竟要到哪裡去？當叛徒我不去。”接著他轉身朝58樓（8341部隊二大隊大隊部）方向喊話：“來人哪！”此時，車內林立果向他開槍，近距離1米左右，子彈擦過李的前胸穿透左臂，造成粉碎性骨折。從李文普下車，面對車內與葉群的答話，到他左轉身向車左後方58樓的喊話，再到車內向李開槍，這些連續動作，是符合李文普左臂挨槍的射擊彈道角度的。再則，警衛部隊阻攔林彪汽車的地方距離李文普下車處僅有100米左右，李文普如果真的有什麼自傷動作，緊隨追趕過來的幹部戰士都是能看到的。二大隊大隊長姜作壽、中隊長肖奇明在事後寫的材料中，都證明是車內開槍擊傷了李文普。當時肖奇明一直追到離汽車只有五六步的距離，為阻止汽車開跑，還對著司機開了兩槍，沒有擊中。汽車車門都沒有關，就開跑了。在他們的眾目睽睽之下，是能夠分辨清楚李文普自傷他傷的情況。

從另一方面講，李文普自己打自己一槍有什麼意義嗎？誠如李文普所言：“我已從林彪汽車上跳下來，幹嗎還要打自己一槍？”（李文普：《林彪衛士長不得不說》，李海文主編：《中共重大歷史事件親歷記》第二編，四川人民出版社）這話問得很理直氣壯。

其一，如果李文普是毛澤東派到林彪身邊的“臥底”，那應該是奇功一件，勝利完成任務的功臣，為什麼還會把他作為重點監護審查對象關押了4年之久。後來，林辦工作人員全部解除審查後重新安排工作，李文普則因為沒有及時向中央報告林、葉要逃跑的情況，被認為是“參與了陰謀活動犯有嚴重政治錯誤的幹部”，降級安排到最差的地方，在山西一個貧困縣的石棉礦幹了6年，是林辦工作人員中受“九一三”事件牽連吃苦最多的一位。《謎團》作者說對李文普的處理“輕而又輕”，這完全是閉著眼說瞎話。

其二，作為一位警衛“副統帥”多年的老資格警衛幹部，李文普為什麼要跳車？他難道不知道放棄警衛對象的嚴重後果嗎？如果林彪的車子只是在外邊轉了一圈又回來了，如果林彪乘飛機只是到大連、廣州或國內的任何地方，那麼就憑李文普這個擅離職守的行為，就得被立馬拿下問罪了。放棄保護林副統帥的警衛職責，不顧林副統帥的生命安危，自己跳車逃跑了，這可是殺頭的重罪啊！李文普他敢嗎？所以，李文普如果不是聽到了林彪講“到伊爾庫茨克有多遠”的話，也一定是聽到了同樣嚴重的話，能夠肯定林彪他們此行是要去國外，這一去就回不來了，否則他是不敢頂著這個殺頭重罪擅自跳車的。

其三，即如《謎團》作者所言，李文普是跳車以後又自己打了自己一槍，那只能說明一點，這就是在汽車裡發生的事情，性質上是非常非常地嚴重了。已經不是什麼葉群、林立果要叛逃的問題，而是林彪自己要叛逃的問題了，李文普不打自己這一槍是沒法給組織上交待清楚的。如果不是林彪自己要跑，如果中央警衛團在山海關機場把飛機截住了，抓住了葉群、林立果，成功地“解救”了林副主席，那麼，李文普也同樣脫不了擅自放棄保衛“副統帥”職責的追究，仍然還是殺頭的重罪。所以，如果說李文普的這一槍是自傷，其實並不比被林立果打傷的事件性質更輕，甚至還會更嚴重些。可見，糾纏李文普的自傷和他傷的問題，並沒有任何實質意義，實際上是一個假問題。因為無論說是自傷說還是他傷說，都不會改變關于林彪外逃這一基本事實的判斷。

八、256號三叉戟駕駛員潘景寅和專機強行起飛之謎

《謎團》的第六謎，是說專機駕駛員潘景寅和256號三叉戟強行起飛的問題，但作者的語言混亂，自相矛盾，表述不清。作者先說：葉群要潘景寅強行起飛，“從林彪專機起飛後在空中劃了一個緩慢的‘問號’”來看，潘景寅不知道要飛到哪裡去。又說：潘景寅駕機在蒙古國溫都爾汗機毀人亡後，“毛澤東說‘林彪幫了一個大忙’，這個‘忙’是飛行員潘景寅‘幫’的。”還說：鄧小平回答外國記者詢問林彪專機失事問題時說“飛行員是個好人”。這裡，明顯帶有著對其“臥底”的暗示。在《謎團》作者的另一篇文章《林彪專機飛行員潘景寅的最後十小時》，還講了一些獨家“爆料”，如編造說潘景寅在飛行前吃了安眠藥，潘知道李作鵬給山海關機場打的幾個電話，當時在山海關機場上有人大喊“抓小林賊”，林立果在專機旁邊打電話告訴北京的週宇馳“北上”等等。這些“爆料”，作者都是以他人之口說出的，其實都是作者自己的想法。只要讀者有心核查一下，這些全都是子虛烏有的事情。例如：李作鵬當晚打給山海關機場的電話，都是打給場站的（場站是海軍管的）。潘景寅飛行前根本沒吃過什麼安眠藥，當晚他一夜未眠，就在34師派駐機場的調度室裡和調度主任聊天，根本不知道李作鵬打來的電話。在林彪一行的登機現場也根本沒有人喊“抓小林賊”的事情，連“林賊”這個名詞也是在批林整風時才出現的。專機旁的電話是場內工作電話，根本打不了長途。在專機旁打電話的人是專機機組的機械師邰起良，這是要叫機組人員趕緊上飛機的電話。作者編造這些東西的意圖很清楚，就是要證明說：“九一三”是毛澤東、週恩來給林彪家族設的局，潘景寅是他們安排在局中的一個棋子。其實，這只不過是作者舒雲女士給好奇的讀者設的一個偽造現場之局。

其實，關于駕駛員潘景寅和飛機強行起飛的問題，空軍有關方面當時已經做過了詳細調查，早有了權威論述。這些年來，林彪專機第二副駕駛康庭梓和專機師師長時念堂等親歷者，曾就256號三叉戟飛機強行起飛、航線和迫降墜落的問題發表了系列文章，最近康庭梓又出版了《親歷“九一三”》的專著，詳細解釋了潘景寅和專機飛行之謎。（如康庭梓的《林彪座機強行起飛之前》，《中華兒女》1999年第4期；《林彪座機強行起飛之後》，《中華兒女》2001年第2期；時念堂口述，戎志整理《專機師師長回憶“913”之夜》《中華兒女》，2001年第6期等文章。康庭梓著《專機副駕駛親歷“九一三”》，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這些文章書籍已經清楚地講述了256號飛機當晚飛行的整個過程，對飛行路線和墜機原因都有相當深入的專業分析。筆者曾多次採訪康庭梓和時念堂等人，核實了許多有關256號專機的細節問題。他們的敘述是真實可信的。

這裡，首先簡要敘述一下潘景寅和256號專機9月12日的飛行情況。1971年9月8日晚，葉群打電話告訴吳法憲安排林彪回北京的專機，執意要空軍副參謀長胡萍具體安排專機。隨後，胡萍直接找到專機師副政委、256號專機駕駛員潘景寅進行飛行準備。12日上午，潘將挑選的專機組名單報送胡萍審核。12日下午4時，週宇馳通知胡萍安排了第二天隨林彪去廣州的飛機機群，並要256號三叉戟當天先送林立果去北戴河，讓林彪次日清晨乘這架飛機去廣州。下午6時，專機師指揮部下達專機飛行任務。潘景寅要給飛機加油16噸，實加15噸。晚7點40分，專機送林立果等人直飛北戴河。256號三叉戟採取緊急出行方式，未辦飛行手續，代號改稱為普通客機252號。在當晚機組會上，潘景寅跟機組人員研究了飛東北、廣州、重慶等航線，沒告訴具體地點。潘要山海關機場給飛機加油到17噸，因接口不配套，沒有加上油。潘景寅當晚未睡，在調度室聊天，守著電話。23時40多分，潘接到一個北京來的電話，是空軍副參謀長胡萍打來的。通話後，潘景寅立即要求場站給飛機加油。零時5分，潘叫醒3位機械師準備飛機，有意沒有驚動其他機組人員。隨後，潘又接到吳法憲轉達的週恩來不許飛機起飛的電話。零點15分，潘景寅離開調度室去停機坪登機。13日零點22分，林彪汽車急駛進入機場。13日零點32分，256號專機強行起飛。剩下的機組人員5人未能趕上飛機，飛機也沒有加上油。256號飛機強行起飛後，飛行方向先是西南240度飛行約4分鐘，然後右轉向280度（北京方向）飛行約4分鐘，在河北遷安縣上空轉到340度飛行約6分鐘，再調整到325度，後向蒙古方向飛去。

應該說，潘景寅怎麼在機組人員都沒有上機的情況下，就敢一個人駕駛大型飛機強行起飛升空，這在世界航空史上也是罕見的。潘的這個單獨駕駛專機的異常舉動，確實是“九一三”事件的一個“謎”。但這個“謎”絕非是“臥底”之謎。而是另外的問題：如潘景寅在得到吳法憲命令256號飛機不準起飛後為什麼還敢起飛？為什麼潘在準備飛機時有意地沒有叫醒全部機組成員？為什麼一個平時簡單的空中轉彎動作用了將近20分鐘……這些異常問題的出現，是和特定的歷史背景分不開的。當時林立果等人在空軍司令部和專機師散布“吳法憲反林副主席”的輿論，對一些人影響很大。潘景寅無疑是深受其影響的。所以他在關鍵時刻，要挺身捍衛“林副統帥”，不聽空軍司令吳法憲的命令，單人駕機升空。但正如康庭梓所分析的：潘當晚知道的只是飛廣州，不然他就必須要提前給飛機加滿油了。在飛機上天後，當潘景寅知道此行是要叛逃國外，可以想象到他內心會有多麼震驚，必然要與林立果發生激烈爭執。林立果得用各種手段，軟硬兼施，脅迫飛機北上。所以，256號專機的飛行動作才會這麼猶猶豫豫，僅60度的轉彎就用6分鐘時間，超過正常轉彎的好幾倍，航蹟很不規則。（康庭梓：《專機副駕駛親歷“九一三”》，中國青年出版社）康庭梓給筆者說：為什麼沒有攔下了，就是因為這是林彪的專機，當時大家都是認為毛林是一體的，哪個敢動林副主席？這個解釋是符合事實邏輯的。

《謎團》說：潘景寅駕駛256號在空中劃了一個緩慢“問號”，從而斷定他不知去向。此說來自林立衡，是張寧的書中最早提出來的。這個問題完全是缺乏常識的憑空想象。256號飛機的起飛方向與北上方向差70~80度，而這個70度的轉彎一直拐到了遷安上空，飛了足足132公裡。不僅從地面上看不到問號，即使從標圖上看也不是問號，而是一個很不均衡的大弧線，像是提鉤的L。這會是潘景寅要向地面表達什麼意思嗎？無論如何，從不是問號中找出問號來，這確是一門獨到功夫。